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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岁，我离开了故乡，本以为只是暂别，可一走，就是二十年。回时，身份只是过客。回乡路上，一景一物，一人一事，似熟悉又陌生。母亲与旁人忙着家长里短，我只有在一旁沉默，更显出了过客的身份。

水泥路，整齐的道旁松树，穿着环卫制服打扫卫生的六旬老人。人不少，没几个年轻人。新屋小二层不少，大多是毛坯房。有新变化，却没有新气象，反而在安静中，透着一些颓败之感。

我记忆中的故乡不是这样的。几道梁，一湾水，嬉戏的孩童，河边洗衣服的农家媳妇，偶尔路过的牛群，在铃铛声里远去，只留下被啃过青草的清新。

冬季农闲时，晚上的露天电影场，是十六七岁少年的天下。大家仿佛有使不完的精力，成群结队，东奔西窜。遇上暗地里有人搞对象，便起哄、打口哨，好像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大新闻。相比于如今借助互联网交流的新一代，那时的我们有些封闭，但也许正是这种封闭才构建起在如今看来稀缺的信任，以及属于那个时代的纯真。

临近年关的市集，则属于青壮年的活动场所。在沿街的道路两旁，人们打扫出一块块场地，清扫洒水，用家里的床板支起一个个简易的铺位，等待着各乡各村赶场的外乡生意人。一次简单而实在的互惠互利、共赢，他们为这个乡村搭建了最浓郁的年味。

说起有关老人的，则属于社戏了。在十几二十里远的外村唱戏，村里的老人们也会结伴提着个小马扎优哉游哉地步行而去，这其中便有我的外公，当然更不用说在本村的社戏了。在我们这儿，有个传统，官方说法叫请神，村里人叫偷神。在正月里，若不下雨，有人便会去附近的山神庙把山神像偷过来，放哪个村村口，哪个村子便会敬香拜神起社戏。

当然，请的都是本县的晋剧道腔剧团。虽然不理解外公及村里老人们对看戏的执着和悠然自得，但如今只要路过其他村子里请的道腔剧团，对那悠扬顿挫的唱腔总是有莫名的亲近感。

只是后来，正月的戏请得少了，变成了热闹的歌舞团。再后来，外出打拼的年轻人不再回来了，歌舞剧也少了。村子，还是这村子，只是显得没有生气。

虽然是阴天，可下过雨的山路还是很湿滑，我和妹妹一脚水一脚泥地上山祭扫。上山的路上，遇到父亲的一位远亲，开着三轮车，往山上送树苗。路滑，三轮车在下坡时抛锚。和这位远亲聊起来，得知是国家政策要搞绿化。一路下来，两旁新栽的松树一路成行，新雨翠绿，连着空气也清新起来。

走在街上，一场雨，人都没了影。移居工程工地上，有打好的地基，雨中矗立着设备。路对面，则是新修的蔬菜大棚。

所有的一切，是这个山村人们的选择，毕竟谁都向往更好一点的生活。可又有几人个能看清脚下的路呢？村里的人如此，在城市里打拼忙碌的人也如此。人生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只是这路走向哪里？

曾有智者说过，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孔子顺应大势，如明灯驱散了人们心中的愚昧与疑惑，从而在一个绵延了三千年的大时代里留下自己的印记。

这又是一个新的时代，没有人会怀疑，可我们并没有找到路。整个时代的焦虑不安与人们心头的疑惑需要如同仲尼一般的智者去解答，可这新时代的仲尼又在哪儿呢？

雨停了，天还是阴的。这雨是干净的、温柔的。踏上归程，故乡的人与物在背后加速远去。终究是离去，不是割舍，那离去时的沉重，是乡愁的分量。

我相信，我同从这片土地上走出去的许多人一样，有一天都会归来。

（作者单位：山西焦煤西山煤电斜沟矿选煤厂）